在抗日战争的八年期间，蒋中正曾经两次感受到巨大的威胁。第一次是日军占领宜昌，第二次则是在豫湘桂战役后期，日军占领了桂林和柳州实盘配资app，并向贵州的独山和都匀推进。
这两次威胁对蒋中正来说，源于日军占领了战略要地，准备进攻重庆，直接威胁到抗战的大后方。如果日军能够成功占领重庆，那么他们将能够切断中国的抗战资源，给整个战局带来巨大影响。然而，尽管日军的攻势看似猛烈，但其实缺乏后续支援，并没有真正的战略优势。这场进攻尽管显得威胁逼人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日军的战力不足以支撑如此重大战役，即使他们动用了全部力量，也未必能够成功。
然而，蒋中正却未能保持冷静，甚至考虑过将重庆的指挥机构转移到西康省的小城康定。虽然在战争期间设立多个指挥部是必要的，但在日军距离贵州还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下，蒋中正便提前考虑撤离，这种行为显示出他在战略决策上的不稳定。如果他真的撤离，那他与日军在湖南时的陈牧农将军、军法处置的军长并无二致。
让我们来回顾一下，豫湘桂战役后期，日军如何对独山和都匀发起进攻的经过吧。
展开剩余75%1944年8月9日，衡阳失守的第二天，第十一军高参岛贯武治便从长沙飞到衡阳。尽管身体抱恙，他还是到达前线，原因在于日军在接下来的战略决策上产生了分歧。岛贯武治认为，第十一军虽然占领了衡阳，并将第九战区的部队压缩到湘东南，但衡阳战役后，王耀武的第24集团军依旧控制着湘西南的祁东县洪桥。如果日军此时贸然南下，王耀武一定会切断第十一军在湘江的后勤线。因此，岛贯武治提议，第十一军不应该在衡阳停留，而是应继续西进至永州。此举不仅可以消耗王耀武的兵力，也能保证日军后勤线的畅通。
然而，日本中国派遣军高参天野正一则认为，第十一军应休整，以便加强训练，特别是新入伍的20万新兵。天野还提到，由于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失败，盟军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登陆，因此，第十一军需要休整并为接下来的桂柳会战做好准备。两人激烈争执，最终第十一军升格为方面军，成立新的第6方面军，由冈村宁次出任指挥。
冈村宁次对于第十一军有着复杂的情感。虽然他曾在武汉会战时对这支部队颇感头痛，但他深知第十一军的战斗力。他在一些关键时刻不得不亲自处理部队内部的问题，甚至不惜降低身份去安抚部队。因此，在第十一军的指挥官更替过程中，他也倍感压力。
1944年9月，日军攻占了邵阳、永州，并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，但第93军的陈牧农则在9月13日烧毁了大量物资后撤离。10月8日，冈村宁次终于赶到第十一军，并决定以第十一军为主力攻占桂林和柳州。然而，由于第23军的战斗力较弱，进攻受阻，柳州的防守遭遇了强烈的抵抗，日军陷入了困境。
日军决定同时进攻桂林和柳州，但在实际作战中，他们遇到了一系列困难，包括通信中断和兵力不足等问题。尤其是，柳州的防守力量空虚，日军决定加大对这个城市的攻击力度。11月10日，日军占领了桂林和柳州，但此时战争的主动权已经不再掌握在他们手中。
接下来，日军继续向西进攻贵州。虽然日军的进攻看似顺利，但由于补给线问题和贵州的复杂地形，进军的速度变得缓慢。日军不仅遭遇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，还遇到了意外的困难——山地作战和野猴的袭击让他们的进攻节奏受阻。日军在进军过程中，不仅要防备中国部队，还要面对极其复杂的自然环境。
在与中国部队的激烈对抗中，日军逐渐暴露出补给不足的问题。尽管他们在宜山得到了大量物资，解决了军服问题，但粮食依然成为他们的主要困扰。日军在贵州的进攻经历了不少艰难时刻，尤其是在遭遇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后，他们的后勤和兵员损失巨大。
12月初，日军终于决定撤退。随着战斗的持续，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而中国守军的反击则逐渐取得了胜利。蒋中正也松了一口气，日军的进攻终究没有改变抗战的最终结局。
回顾整个豫湘桂战役，日军在占领桂林和柳州后为何选择进攻贵州？这并不是一次明智的战略决策，而是出于日军中层参谋的骄狂和面子问题，他们希望通过进攻贵州来恢复颜面。虽然从表面上看日军获得了一些胜利，但这场作战在战略上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优势，反而导致了更多不必要的损失。
总的来说，豫湘桂战役虽然在表面上看似是日军的一次胜利，但从实质上来看，这场战役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空洞的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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